关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的评论

关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的评论
关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的评论

关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的评论
有两个核心思想需要我们的今天的政治民主逆向思维:
一,历史巨变第一次悲壮,第二次就是笑剧.
不是吗?新中国的诞生是悲壮,今天的腐败是闹剧笑剧.警惕啊!
关于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马克思在1852年3月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著作中,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马克思所以用“雾月十八日”这一词汇,是由于拿破仑（第一）在法国共和历雾月十八日这一天,即公历1799年11月9日,发动政变,改共和为帝制,实行军事独裁的.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因而马克思这一著作就借用“雾月十八日”这个日子,作为“政变”的代名词,并含有讽刺路易·波拿巴的意思（在我国,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马克思这一著作的中译本曾名《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读过一些马恩著作的我国年龄较大一点的读者,大概都还记得马克思在这部被恩格斯誉为“天才的著作”中一开始就讲的那两句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紧接着写道：“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年至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年至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的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批判不但一语中的,而且此后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马克思并未妄言,他的论断依然有效.他的著作发表一百五十多年以来,人们确实在世界舞台上仍然看到一些第二次出现的笑剧（或译为：闹剧,或滑稽剧）人物.记忆犹新的就有曾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此人缺德无才,但为了抬高自己,却制造新的个人迷信以及一幕又一幕的政治笑剧,以求与过去的领袖人物（列宁）相匹,居然还发表了“创作”的不止一部的长篇小说,以炫耀自己“多才多艺”（他的三部“小说”是由人捉刀代笔,那是不言自明的）.勃列日涅夫所以能够虚张声势以领袖自居,必然会有一批政客、文人以及军人为其捧场.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于1964年上台,权欲不断膨胀,不断强化个人集权专制,并且恋栈不舍,直至1982年去世,成为苏联在斯大林之后又一个终身制的统治者,在历史上成为马克思所嘲笑的那种笑剧式人物.

二,对于法国革命同期的另一本雨果写的小册子《小拿破仑》必须进行对比研究,以了解马克思为什么批评雨果.原因在于,必须彻底从法国社会阶级斗争角度来加以批判.
对于雨果在流亡之初写的政治小册子《小拿破仑》?雨果这样称呼,带有轻蔑之义?,马克思提出了批评.马克思在1869年6月23日为自己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实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动.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了伟人了.”马克思进而解释自己对拿破仑第三的论点时写道：“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分析得当然十分深刻.不过,雨果的思想还算是敏锐的.政变发生的当天,他在为抗暴委员会口述发表的宣言里说：“路易·波拿巴是个叛徒,他践踏了宪章.他背信弃义,无视法律……”雨果为了维护自由、民主和共和的理念而参加政治活动.可是,他毕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理论家.我们不能要求他像马克思那样来分析法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小拿破仑的军事政变.不过,雨果即兴而写成的抨击小拿破仑的小册子,在当时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小册子源源不断地秘密流入法国.《小拿破仑》的译本相继在欧美各国发行.当时在意大利都灵的大仲马手捧小册子,高声朗读.“大家都感到欢欣鼓舞,精神为之一振.”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写道：“在全世界印行了一百万份的事实证明,精神力量战胜了武力政变.”
雨果是位文豪.这里,我们还是主要来看看雨果作为诗人、作家,在流亡期间文学创作的成就.
1853年,路易·波拿巴称帝的第二年,雨果就发表了他流亡海外的第一部诗集：《惩罚集》.雨果鞭挞独裁者扼杀共和、践踏人权、使法兰西民族蒙受耻辱；同时也抒发了法兰西人民的反抗意志和热爱自由和民主的理念.诗集具有巨大的战斗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十九世纪西欧乃至世界诗坛罕见.这部诗集共有诗一百零一首,且看其中一首,犹如投向拿破仑第三及其罪恶统治的匕首——《既然正义人士……》的部分内容：
既然正义人士处于深渊,
既然王权交给了杀人犯,
既然所有的权利都遭到踩躏,
既然高傲的人们面色也不免阴沉,
既然他们在四面八方,
宣扬我的祖国的丑行；
啊,共和国由父辈开创,
伟大的先贤祠光芒万丈,
自由蓝天下金色的圆顶,
不朽英灵安息的殿堂,
他们居然使用梯架,
将“帝国”的标志张贴在你的墙上；
既然所有的灵魂已软弱无力,
既然人们已屈服,既然人们已忘记,
真理,纯洁,美好,高尚,
历史愤怒的目光,
荣誉,法律,权利,光荣,以及长眠在坟墓里的英灵,统统被遗忘；
那么我爱你,流放?我爱你,苦难!
忧愁啊,让你成为我的冠冕!
我爱你,矜持的清贫!
我爱我家屋门被风吹得响声砰砰.
…… ……
雨果用诗的语言抨击“戴上王冠”的“杀人犯”,并且为了自己的理念和法兰西的荣誉,不屈服于独裁者,甘愿流亡海外,遭受苦难,过清贫孤寂的生活.《惩罚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版,法国国内禁止发行.但是,雨果的诗和他的声音是阻挡不住的.诗集秘密流传到巴黎后,引起了法国人民和文坛的强烈反响和共鸣.后来,甚至到了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希特勒侵占法国期间,《惩罚集》中的诗句仍然鼓舞着爱国志士从事反对纳粹统治的斗争.
1859年,拿破仑第三宣布大赦,有些流亡人士接受了皇帝的大赦,返回法国.雨果却断然拒绝.1859年8月18日,他发表声明说：“我忠于我对良心许下的诺言,我坚持到底,与自由一同流亡,自由回去,我才回去.”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表现了雨果与独裁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并且坚信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雨果热爱他的祖国法兰西,但是他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决不是国家主义者.
在流亡期间,雨果于1861年11月25日在答复一个上尉军人征求他对英法军队“远征中国”的意见的一封信中,以凛然正气谴责了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和掠夺我国圆明园的行为——他称之为“强盗行径”.雨果在信中写道：“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他的信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义愤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雨果同时还将法国人民同第二帝国区别开来,他在信中写道：“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
流亡期间186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被认为是雨果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法兰西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永远发光的明珠.
《悲惨世界》之所以激动人心,主要是因为它通过冉阿让（译名按李丹先生译文.比较接近法文的译音应为：让·瓦尔让）、芳汀、珂赛特等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城市下层苦难的人们（小说法文书名直译即为《苦难的人们》,我国读者已经习惯于李丹先生的译本书名《悲惨世界》）悲惨的生命和命运,表达了作者对这些下层贫民不幸者的深切同情,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
雨果在小说里描述了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的街垒战斗,歌颂了在战斗中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当时共和党人代表着人民群众,进行的是正义的斗争.起义虽然失败,但雨果相信共和制必将在法兰西土地上重新建立起来.这是在批判当时拿破仑第三统治的倒行逆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小说中还写了著名的滑铁卢战役.这种描写战争的大手笔,在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之前是罕见的.
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雨果就构思准备创作一部大型的社会小说.1847年雨果写出了《悲惨世界》的若干章节.在流亡居住的英属纳盖西岛上,他终于完成了这部长篇巨著（中译文约一百二十万字）.雨果在1861年6月30日写道：“上午八时半,当一轮红日挂上我的窗扉时,我写完了《悲惨世界》.”这部巨著的完成可以说是他创作的顶峰.小说于次年（1862）出版,树立了他作为世界性大文豪的声望.在我国,最熟悉、最知名的雨果作品,也就是《悲惨世界》和1831年出版的《巴黎圣母院》.
正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悲惨世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过分相信道德感化的力量,以为可用以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甚至可以拯救人类,可以说是雨果思想的局限和乌托邦情怀.艺术性方面的缺陷则表现在作者有时用整章整节的文字来发表议论,有的议论甚至令人乏味,致使情节叙述中断,让读者感到遗憾.
在流亡期间,雨果还创作出版了题材多样的诗集《沉思集》（或译《静观集》,1856年）,文艺批评专著《莎士比亚论》（1864年）,抒情诗集《街头与森林之歌》（1865年）,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6年）,长篇小说《笑面人》（1869年）.另外,史诗《历代传说》于1859年开始发表,后来雨果回国后于1877年出版了第二部.《历代传说》第三部最后于1883年他八十一岁时出版.
过去有人评论说,雨果的《悲惨世界》“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没有指出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种种罪恶的根源”,等等.那一类评论者对中外其他一些作家的某些作品,也有类似的批评.对这些观点,本人不敢苟同.
文学著作就是文学著作,不是政治教科书,不能像政治教科书那样来要求一部文学著作.对雨果的《悲惨世界》不能,对托尔斯泰的著作不能,对曹雪芹的著作不能,对任何作家的作品都不能那样要求.那种评论的作者认为,十八、十九、二十世纪欧美或中国的一些有成就的作家的作品“没有指出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向”.这种要求是过分的.请问,从俄国十月革命至今将近九十年来,有哪些“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问题?苏联经过七十三年历史最后解体而垮台了,它原先到底是“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是“霸权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的国家,恐怕还需要今后的时间论证、探讨、研究,才能弄清楚.
文学作品起不到政治教科书的作用.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通过故事中人物形象?所具有和体现的思想影响和艺术感染力,却是政治教科书所不能代替的.何况,历史事实已经表明,某些“政治教科书”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写、变动,弄得人们不知道到底“真理”在哪里.而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的文学名著,即使它在某些方面有缺点或不足?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却永远给人以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当然,感到受教益的应该是有自己思想、能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一个工具或一部“机器”.
雨果的思想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从早年保皇主义者到波拿巴主义者,最后成了为自由、民主而坚决斗争的共和主义者.雨果的理念支持了他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另一方面,他在流亡生活中也获得了创作的丰收,达到他一生创作的高峰.这对我们是有启示和教育意义的.
一个人的思想是在变化的.没有天生的革命者,也没有天生的反动派.有的人一生是逐步向上或虽有曲折但却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有的人一生则是逐步倒退以至蜕化变质.这不在于他的地位高低、职务大小.我这里想到我国现代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湖南湘潭人杨度（1874～1931）曾是秉承袁世凯的意旨策划恢复帝制的所谓“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世凯复辟的丑剧收场之后,他的思想逐步有所转变.1927年李大钊遭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杨度曾多方营救,未果.李大钊牺牲后,他就积极投身中国互济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1929年竟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当时共产党是不掌权的,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被反动派抓到是要杀头的.杨度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并且捐献了大量金钱为党的活动经费.杨在党内起先受潘汉年单线领导,后来由夏衍单线联系,直至1931年逝世.杨度由反动文人转变为革命者,虽属个别情况,但是他的转变与进步是值得历史肯定的.类似的情况是：有人反动生涯大半辈子,最后在晚年舍弃特权,承认并实行自由、民主的行为,也应该肯定,因为他对人民做了好事.
另一方面,历史上也有人开始是好的,后来却演变成为坏人.这里我也想到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臭名昭著的汪精卫（1883～1944）.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曾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未遂.民国后不但逐步背离革命,最后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竟公然背叛祖国,投降日本侵略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伪国民政府主席,成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像汪精卫这样从一个爱国者、革命者最后蜕化变质为不齿于人类的民族败类,这样的情况比较极端,但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的社会里却不是个别.在时代大变动的历史大潮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人搏击向前,有人就被波涛冲昏头脑.尤其是一个革命党在掌握政权之后,特别值得注意.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1834～1902）所说：“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权力绝对使人腐败.”一些原先的革命者或者随大流而参加革命的人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成为鲸吞人民财产的贪污犯,成为说假、大、空、官话的政客,而实际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雨果于1870年9月结束流亡返回祖国,由于他坚定的反对独裁的思想和巨大的创作成就,受到巴黎市民的热烈欢迎.后来,他于1885年5月22日以八十三岁高龄逝世时,法兰西全国为之悲哀,大约有两百万人为他送葬,并获得下葬于先贤祠的哀荣.巴黎人民在凯旋门正中为他布设灵堂,其场面之盛大为法国历史空前.
我想,我们应该从雨果思想不断演进、不断进步的历史事例中,获取教益,并随着自由、民主、法治的历史潮流,不断前进,切不可逆历史潮流而动,萎缩倒退甚至蜕化变质.
这实际上就是要避免马克思所预言的第二次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