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残损的手掌》的赏析

《我用残损的手掌》的赏析
《我用残损的手掌》的赏析

《我用残损的手掌》的赏析
“8·13”日寇悍然侵占上海后,许多文化人纷纷逃离虎穴,戴望舒与叶灵凤、徐迟、袁水拍、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辗转千里抵达相对安全的香港.此时著名实业家胡文虎先生正筹办《星岛日报》,急需副刊编辑,朋友介绍戴望舒前去面谈.胡文虎父子对戴望舒慕名已久,由他来主持报纸副刊可谓最佳人选.双方一拍即合,戴望舒便出任《星岛日报》副刊主笔.他为副刊起了个寓意深刻的名字：星座.
他在创刊词中说：“‘星座’现在寄托在港岛,编者和读者当然都希望这阴霾的日子早些终了.晴朗固好,风暴也不坏,总觉比目下痛快些.‘星座’将忠实地代替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
戴望舒名声大、人缘好,由他主持报纸副刊自然很有感召力,海内外进步作家郭沫若、艾青、茅盾、沈从文、郁达夫、萧军、萧红、娄适夷等人都成了《星座》专栏作家或撰稿人.戴望舒利用手中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人心中的“星座”.由于《星座》办得好,《星岛日报》自然声誉日隆、订户大增,很快跃为香港主流媒体.
随着日寇气焰日益嚣张,港英当局为维持英日关系,对宣传抗日的媒体“防范”日紧,《星座》自然成了新闻检查官的主审目标.戴望舒就尽量在版面上回避敏感的文字,搞借古讽今、张冠李戴,实在难以应付时,便“开天窗”以沉默抗议,有时更在文后加注“此处删去百余字”等字样———这分明是对帝国主义文化专制的无声抗议!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侵占香港及南洋诸岛.戴望舒因主持《星座》副刊“对抗皇军”被捕入狱,《星座》也被迫停刊.在狱中,这位昔日“雨巷诗人”威武不屈,写出《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等战斗诗篇,寄托了一位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

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把一批现代派诗人打出了象牙塔。他们再也没有闲情“站在桥上看风景”,“装饰了别人的梦”。现代派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这样,是一批精神贵族关起门来的自我欣赏。因此,当戴望舒写下他那首感人至深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时,人们发现了与其早期作品的纤细、精致、忧伤、神秘截然不同的宽广、博大、深沉、明朗。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走向了现实主义。也有一些外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兼诗人,如袁可嘉,看出了其中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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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把一批现代派诗人打出了象牙塔。他们再也没有闲情“站在桥上看风景”,“装饰了别人的梦”。现代派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这样,是一批精神贵族关起门来的自我欣赏。因此,当戴望舒写下他那首感人至深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时,人们发现了与其早期作品的纤细、精致、忧伤、神秘截然不同的宽广、博大、深沉、明朗。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走向了现实主义。也有一些外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兼诗人,如袁可嘉,看出了其中骨子里的现代派手法,但似乎同意这种观点的是少数。我认为,一个人也许在不同的时候说出不同的话,而这些话背后的言说方式却未必改变。《我用残损的手掌》之所以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首诗首先运用了一种超现实的手法:“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是全诗的灵魂。戴望舒说过:“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残损的手掌本来是很小的,但它能摸索广大的土地,一会儿“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一会儿又让“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这一大一小的强烈反差构成了独特的语境,在这种语境的作用下,“手掌”的内涵与外延之间产生一种张力。“手掌”已不单是个人的手掌,同时还是整个民族的受伤的、“残损的”手掌；它受了伤,但依然是博大的,和广大的土地一样博大。它超越个体的有形的手掌而化为民族的“无形的”手掌：“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无形的手掌“粘了”同样无形的“阴暗”。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也要创造超现实,但它们主要依靠虚幻夸张的形象。而现代派作品中这种超现实效果主要是通过语言获得的,强调通过悖论、反讽等反常搭配的运用,使语义在某种独特语境的作用下拓展或变形,从而达到一种“不合理中之合理”的效果。
作品对主观的感情,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隐匿,将它们寄于一个生活化的形象与相应动作上,即“残损的手掌”和以手掌“摸索”。内心的创痛化为残损的手掌；对祖国的挚爱与对河山沦落的痛惜化为深情的摸索,犹如母亲抚摸着孩子,又像孩子爱抚着母亲。正是通过这既超越现实又非常生活化的形象和动作,作者与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审美距离。当“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时,当“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时,当“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时,都仿佛是一个灵魂从更高的地方观照,审视着这种苦难、依恋和信念。这样,诗中就出现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是广大的土地上生活的一员,残酷的战争与生活给他一双残损的手掌,他是生活的体验者；另一个自我是我们民族受伤的灵魂,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他超越时空,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历史的一页,既看到苦难,也指出希望和力量。仔细体会后一个自我,似乎还能隐隐感到一丝与作者早期作品相通的神秘主义气息。
中国现代抒情诗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抒情方式：浪漫主义(主情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是直抒胸臆,以饱含感情的语句直接撞击读者的心胸,如和《我用残损的手掌》几乎诞生于同一时期,同样传诵一时的高兰的那首《哭亡女苏菲》：“你哪里去了呢?我的苏菲!/去年今日/你还在台上唱“打走日本出口气”!/今年今日啊!/你的坟头已是绿草凄迷!……”短短的五行诗里就用了四个感叹号和一个问号。艾青及其受他影响的七月派诗歌则更多采纳了象征主义的抒情方式,赋予某个意象,某种光、色以普遍性内涵。如艾青的“灰黄”的色调,“土地”、“太阳”,以及阿垅的“纤夫”等。要领会其中的意蕴、感情,主要靠读者的联想。而现代派的抒情方式,尽管与象征主义有类似之处,也包含了象征的成分,却更为含蓄,强调通过某种日常经验的再现,唤起读者相应的记忆表象,使读者通过对自己的类似经验的追忆和体验,体会到这种经验背后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是作者的,也是读者的,它并非作者施加于读者,而是作者以某种日常经验为媒介,从读者心中唤起的。这种感情一旦从读者心中唤起,它就是发自内心的,内在的,深沉的,持久的。
我们不妨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的中心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和“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做一比较。前者就是一种象征主义的抒情方式,以大自然的现象象征中国社会的现状,以自然界的寒冷象征心理的寒冷,读者通过联想,眼前会呈现出日寇铁蹄下的中国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而后者呢,在当时的中国,有多少人在抗敌的战场上,在逃难的道路上,在敌人的监狱里(如作者本人),在被焚毁的村舍旁,用自己那“沾了血和灰”的残损的手掌抚摸着自己的亲人、战友、土地和土地上的残垣断壁。这两句诗正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经验的再现,是最具体最细节化的,又是最普遍最抽象的。这两句诗的语气十分平静,而在这平静的语气中,却蕴涵了中国人在这样的日常经验背后所饱含的极为丰富、复杂、深厚的感情。中国现代派诗歌追求“华美而有法度”,力图将西方的新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相结合,在强调“亲切与暗示”的同时,又要与中国“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诗歌传统相通,从这首诗的情感表达效果来看,这个目标得到了实现。
现代派艺术是对现实、人生、自我的更加深刻与独特的揭示。它同样也可以成为“批判的武器”，比如毕加索为抗议法西斯暴行而创作的《格尔尼卡》和为和平而作的《和平鸽》。在戴望舒30年代的现代派风格作品中,他所再现的日常经验或是阴暗的,如《我的记忆》；或是寂寞的,如《独自的时候》；或是晦涩而诗化的，如《夜》。而当他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中写出了中国人的普遍经验,从而显现出强烈的现实性时,不少人就认为他的创作道路转向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这首诗里，作者仍然运用了现代派的抒情方式，而且正是这种抒情方式,使读者与作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内在情感上的交流与共鸣，从而使这篇作品获得了巨大而持久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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