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为什么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为什么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为什么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这一变化的历史起点也在农业、农村和农民.目前,我国的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面临着转型、发展的双重任务,如何有效地解决“三农”这一根本性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未来.目前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障碍主要在于：市场还未能成为配置农业生产要素的主要手段,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贸易壁垒,制约了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工农、城乡之间的正常循环；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不快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了农村市场的大范围扩张等.因此,如何有效地改变农业的弱质产业性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构成了中国农村新阶段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中始终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纵观历史发展的轨迹,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急剧而深刻的历史性嬗变,都未能绕开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这一变化的历史起点也在农业、农村和农民.目前,我国的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面临着转型、发展的双重任务,如何有效地解决“三农”这一根本性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中国的未来.
　　一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有效地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在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上的选择.
　　长期以来,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构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倾斜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的突出特征是,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农民为国家提供积累,重要生产要素配置向城市倾斜.实施这种战略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又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扰和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尽快建立起一个以重工业为支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成这一任务,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提供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既不能靠自身依然弱小的轻工业,又不能完全靠国际援助,更不能像帝国主义那样靠侵略和掠夺,唯一的办法是靠农业、农村和农民来实现积累.据专家分析计算,从1952—1986年,国家通过“剪刀差”的形式从农业中抽走资金5823．7亿元.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倾斜发展战略”依靠农业、农村的积累,依靠政府对资源的动员能力,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大大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它的历史贡献和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随着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特别是随着商品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倾斜发展战略”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宏观政策和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尤其是在这一战略的影响下,没有正确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农业生产力因长期积累不足而难以得到飞跃性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因不能伴随工业化进程顺利转移,导致城乡差别难以缩小,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抑制了工业化的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分析这种传统战略弊端的基础上,对其采取了某种程度的修正,但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此造成的微观上的低效率和资源配置的浪费,阻碍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由此可见,实现思想观念上的飞跃,确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国家现代化战略及其政策导向中的应有地位,实现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向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变,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在协调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
　　现代化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城乡互动的过程,其主线就是城乡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完全具备了从传统发展战略向新的协调发展战略转变的基础和条件.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改革和发展的累积效应及其释放,使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人们对改革和调整发展战略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二是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中国工业的积累能力已明显增强.特别是农产品供给对城市的贡献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即从为工业提供积累转变成为社会提供基础性保障作用.三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工农业产品都毫无例外地要参与国际竞争,走向国际市场,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分配生产资料和提供积累的模式必将被淘汰.四是在新一轮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中,最积极的力量依然是农民.近些年来,农民已开始利用现有的改革环境,去主动冲击传统的发展模式.最典型的是,农民突破城乡壁垒和户籍管理制度,直接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实行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当前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要逐步扭转投资严重向城市倾斜的现象,按照产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合理确定城乡投资比例,使城乡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同时,国家要继续执行农业保护政策,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凡是对农村、农业具有重大影响、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农村急需的建设项目,各级政府应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承担主要投资者的义务,并在适应国民收入积累方式和资本流动方式的变化、多元化投资主体已经形成的基础上,争取农村内部投入特别是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体的投入,形成乡村自我积累的投资机制.二是尽快发展农产品和要素市场,保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市场包括三个层次,即分散的初级市场,它是市场体系的基础,要使之逐步规范化；集中的批发市场,它是市场体系的中心,也是国家调控关系国计民生大宗农产品的主要场所；以发现“未来价格”和避免风险为主要特征的期货市场,这个市场目前在不断的发展中,要加强规范和管理.三是努力打破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分割是实施“协调发展战略”的一大障碍.要对城乡分割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要改革现有的户籍管理、就业、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促进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