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什么?

人类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什么?
人类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什么?

人类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什么?
传统=朽没这一等式如今已没有像当初那样对社会人的观念有强烈的支配力,但把传统=闭关锁国=拒绝新事物=近代中国孱弱的原因还是大有人在.也许有必要对传统做一初步的厘定,虽然在没有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基础上的这种厘定只能是一种尝试性的而非斗胆的最终定义,目的还是鸠集反思的旨趣.
如果从思想史看,传统的代表是儒释道；如果从生活方式看,传统的代表就更复杂了,思想影响着生活方式,但并非直接输入生活方式.尊崇儒释道的人各有一套相应的生活方式,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们可以无关痛痒地评头论足一番,视之如同“三教九流”这一词语本身所指向的——具有其历史局限性的文化标本,那么我们未免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是什么使得今人自恃有权利作为传统的裁断者?科学所宣传的进步观念.如今历史被视为一门科学,被演变成历史考古学,从科学的分类学对古代的文化标本作一番梳理与评头论足.当然在科学权威之外的坊间话语,以史为鉴的观点仍然富于生命力,但其本身却愈发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历史被吸收成为流行文化的注脚,其立足点还是现代的.
想要脱离这层层的现代观念化石,回到活生生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原初领地上,我们势必把任何先入之见放到括弧里面（诸如进步观念、科学作为唯一的检验标准等）,从理性本身参入.但我们常说的理性已是科学的理性、近现代的理性,但后者已非理性的原生态.理性的原生态说起来很简单：人之作为人,是最大程度地保持头脑清醒,是在生活中不被任何妄念所支配,活出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品质与尊严.这里把人之高于动物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只有人才有理性、语言,才具有反思能力,而不仅仅是适应所给予的环境,追求自我保存的最大化.现代观念有一种危险,就是把人拖回动物的层面,仅仅从自我的舒适保存出发,对自然之物进行高效率的支配、使用,而缺乏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追求与担当,后者被现代观念视为兴趣爱好——你追求你的,你爱咋地咋地,只要不干涉我,你我相安无事；而我爱干啥干啥,与你无关.你我联结的唯一纽带是最低的对自我保存的认同,这种观念的影响力已经把我们的文化变得肤浅、碎片化,每种文化的存在都有权利得到其他文化的认可,否则就是专制暴政.自我保存是最高的,反对任何对自我保存产生威胁的观念,因为无论后者看起来多么高尚,都有可能被暴政拿来当作大清洗的合法借口.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这种将自我保存视为最高的现代观念放到括弧里?这就牵涉到现代观念的根基了.现代文化在一片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平庸和气下,已经否认任何为高贵而牺牲的可能性,认为这是凶残、蒙昧的前现代野蛮.但传统中无处不在的“杀身成仁”观念却让我们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那我们能否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把这两者都放到括弧里,不偏不倚的进行考查?是对人高于动物与否的判断进行悬置?似乎不可能,如果人不是在一高于动物的层面上思考,则无法合理地达成这一判断.如此也说明的单纯动物性的自我保存不可能是人类联结的基础,除非人意愿退回动物的层面.人类联结的基础总是超越单纯动物性的自我保存,这种基础唤起人之作为人所应当的理性与担当,唤起人的反思精神,而非单纯的适应所给予的环境.否则,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是不可能了,又如何谈得上传统的蒙昧?按照现代观念的逻辑,传统至少拥有同现代一般的权利,要求被认可,又何来得将现代高于传统视为理所当然?
从思想上厘清这些或许不难,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存在上厘清就显得无比复杂了.首先,不可否认的一点——大多数人并未能被唤起人之作为人所应当的理性与担当,被唤起人的反思精神；或者被唤起后,由于能力、条件所限还是只能悲剧性地妥协、被迫适应所给予的环境.想一下谋生的艰难,假如我不能独立谋生,在这里高谈阔论岂不显得迂阔?假如迫于谋生而降低生活追求的目标,甚至最后丧失反思精神,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那又如何?这种唤起的意义又何在?苏东坡自认为“一生奔忙为口腹”,这其中又有多少无奈与苦涩?所幸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一生奔忙为口腹”的形象,但这也道出了自我保存与高贵性之间的两难问题,苦难由此而来,悲剧由此而兴,传统在妥协与不妥协的冲突之中成就其高贵性.假如一味妥协,人类进步则无从谈起；假如一味不妥协,则甚有可能危及人类社会的自我保存；这其间的幽明赍暗岂能一语道破、明晰厘清?
但正是有了这种冲突,传统文化才体现了其高贵性,人不仅仅为追求自我保存而生活,不管其追求最后是否达成,其唤起的精神则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现代进步观念以消灭苦难为目标,其最终指向是建立起一个人人得以舒适保存、不再受自然无常灾难影响的乌托邦；科技作为建立这个乌托邦的有力武器,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与拥护（科技之无条件的善好是现代以来的观念,之前对科技运用的反思与限制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到了滥用科技的后果日益显现的今日,这种反思又开始恢复其力量）.今日科技的发达是否消灭了苦难?否,应该说是加剧了苦难的两极分化,一边的人谋生不再有传统的艰辛,同时缺乏传统的担当与约束,时常是追求刺激性炫耀性消费挥霍,大致可以归结为贵族这个群体的灭绝,取而代之是的一群缺乏责任担当的暴发户（当然,慈善事业的存在仍然代表这一部分人的良好意愿,排除作秀、广告因素的存在,这种慈善事业多少也体现了他们对社会责任担当的反思,但其指向仍然仅仅是对自我保存的关切,依然是现代性的,对于文化高贵性担当的任务来说这也仅仅是隔靴搔痒）；另一边的人谋生仍旧非常艰难,即便不比传统更艰难,至少也是不相上下,现代劳工成为整个庞大的经济运转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碎片化的工作可能在体力的艰辛上低于传统的劳作,但对其精神上的损害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种艰辛不是自然的（古代人多死于饥荒,少死于自杀,现代人恰恰相反,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别以为这种状况可以通过所谓的精神治疗而得以改观,这种精神治疗的愚蠢从另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现代文化的贫瘠）.依靠科技消灭苦难的神话就此破灭,如今这架庞大的经济运转机器效率不断提高,但却不知道为何目的而运转.虚无主义、醉生梦死,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回到传统文化的高贵性,对待苦难,古人比我们从容得多,他们并不汲汲于追求消灭苦难,而是在苦难之上立起一更具尊严的目标——“道”.人之苦难是道的一部分,企图消灭苦难,同时也就是消灭人达成更具尊严的目标的可能性,是不可欲的.承负苦难、使之升华的观念在传统文化中比比皆是,到最后是“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道与仁的关系可以尝试性地概述如下：道具有宇宙论上的秩序的意思,而仁则是道在人类秩序、人自身的生存状态上的投射,即最符合自然的人类秩序、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即为仁——鉴于自然的观念在现代思想里已遭到扭曲,这样的理解怕是不容易被接受）.消灭苦难是不自然的,自然的苦难无法消灭,现代消灭苦难的追求导致的后果就是,产生不自然的苦难.这种不自然的苦难所导致的精神扭曲,则远非所谓精神治疗所能解决的,相反这种精神治疗本身即是现代文化病症的一部分.
现代对人道主义的追求,可以视为其赋予自我保存的权利以一种相当的尊严,这是古代所未曾有的——有贪生怕死受人鄙视者,无战场上开小差而理直气壮者.因为警惕暴政的前景,而将一切高贵、一切杀身成仁的基础全部抹杀掉,是愚蠢的,仅此不可能避免暴政.现代的政治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某国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干涉他国内政,甚至挑起战乱,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诸如此类的事我们已屡见不鲜了.仅仅关注自我保存,同样无法避免暴政的前景.
与此相比,传统对人道的关注是建立在天道的基础上的（注意：孔子的“仁”绝非现代的人道主义,同时孔子也没有将“仁“与”道”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词——“仁道”来表述）,因为后者更开阔更具尊严,是前者的来源.由此,传统视人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人,现代则不然,否认天道的存在,人是自然的主人,有权支配自然,以自然为己用.今日我们已为这种狂妄付出了代价,也许有必要重温一下自然的恩赐这一古朴的观念.
引自《庄子·外篇·在宥》：
不明于天者,不纯于德；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同时,遵循天道,并不意味着听天由命,人道无可作为;恰恰相反,遵循天道,人道才可能有真正的作为,而非妄为.遵循天道而为政者,才不是暴政,“政者,正也”,唯有循天道而正,才是仁政.这在古希腊思想中,是对最好的政体的追寻（集中体现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以及对最好的政体可能性的反思.《理想国》中得出的结论是最好的政体是可能的,但依赖于非常罕见的机运（或许可以译为“天命”）,即以人的力量无法创造的条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政体才是可能的.亦即是说,在一般条件下,最好的政体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一仁政-最好的政体?对此,儒家的答案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虽然已知仁政的实现几乎不可能,并不意味着君子可以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这更要求着君子要时时保持头脑清醒,既不陷入政治狂热亦不冷眼旁观遁入隐士—— 而是“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在种种条件约束下,权衡左右,导政循正,以行其义.同时也道出了政治的改善是有限的,这恰恰与古希腊思想一致：“古代经典认为,由于人性的软弱或者依赖性,普遍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不曾梦想历史的一个完成.他们用他们的心灵之眼看到这样一个幸福的社会,一个人性在其中有最高可能的社会.但由于他们也看到人的力量是多么的有限,他们认为这一最好的政体的实现要依靠机运.”(施特劳斯,《On Tyranny》)由此,古希腊思想也给出他们的答案：最好的政体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标准,我们可以据此判断任何实际的秩序,使得政治的改善有理可循.这两种传统都强调政治改善的有限性,强调机运（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同时也强调人性的最高可能——这在古希腊是德性的完满,在儒家是体道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政治与仁、道、德性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使得对前者的改善有理可循,亦防止政治狂热病；也使得后者保存一独立地位,不因前者的限制而无法开出人性的最高可能.
当然,到此我们也仅是从思想上厘清传统政治哲学的追求,至于传统指向“道”的生活方式,我们又能作何种考查呢?论语开篇就是一个“学”字,古希腊以对知识、智慧的爱欲为哲学（philosophos）,可以说“学”是他们共同的底蕴.现代人的求知欲也很强,但所学的东西却不一样.传统的学指向的是修德,现代的学指向的是效用——而这效用却旨在实现自我的舒适保存,这在传统看来品格是很低的.固然,人不能不谋生,但能为了谋生而谋生乎?现代人拼命工作之余,仿佛追求补偿似的投身刺激娱乐,然能补偿否?被竭取的碎片化生存岂能倚此得到补偿?由于缺乏超越为谋生而谋生的目的,普遍的精神空虚是无法通过娱乐还有所谓精神治疗得以填补的,至多得到麻木——泯灭这种精神需求.传统的宗教在受到现代科学的沉重打击之后,似乎亦无法向大众提供庇护之所.宗教性的需求仍然存在,现代科学无法满足这种需求,然而又广泛宣传传统宗教的愚昧与欺骗性.于是邪教四起,浪漫主义的爱情亦被抬高到一种宗教的高度,殉情对其而言,似乎也有了传统殉教的尊严.另外,满足精神需求亦成为一种可以出售的商品,成为一种商业活动（比如心理医生成为一种职业）,再加上无处不在的宣传,一齐喧腾、沸沸扬扬.这是我们现代文化的局面,相比传统,这难道真的如其宣传的那样,是一种进步?
回到传统,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