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批评一部作品

用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批评一部作品
用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批评一部作品

用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批评一部作品
艾米莉与凯瑟林---评
在重读之前我想不起《呼啸山庄》的任何好处.自然,希刺克厉夫的黑头发和黑眼睛,凯瑟琳的骄傲与疯狂,呼啸山庄的冷峻和荒凉是不能忘记的,也仅此而已——然而这差不多是小说的全部要素了.如果说托尔斯泰和福楼拜的广博使人敬服,那么这种情景剧般的简单结构便叫人惊异了.类似的结构《简爱》里也有,看起来同样是两人一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与一个场景就构成了整个舞台）,但两者的气质完全不同.《简》明亮、柔顺、谦卑,《呼啸》则是暴烈的.它的果断刚强使它看起来像是出自男性之手.一般认为女性化在写作上意味着某种缺陷,因为很多时候女人缺乏对广度的兴趣——男人是骨架,女人是其中的一根肋骨,于是她所系怀的往往是肋骨深处的事情；女性化之所以变为缺陷是因为女人无法使自己的敏感纤细超出神经所能负荷的程度,换言之——凝视绝望是需要坚强意志的,超越个体情绪而去承担绝望本身（这就具有了普遍意义）更是如此.如果说《简》的动人在于她极其自然地展现了女性的宽容和信任之美（这些词汇尽管简单常见,却也是极宝贵的）,那么《呼啸》则以其意志而使人折服.肋骨深处有绝望.她双眼冒火地死死盯着那里看,全副身心都投入到抗争中去.既不考虑是什么造成了这抗争,也不考虑对象,更不在乎结果.她的神经同样纤细,但却强韧无比.这神经将五脏六腑都吃透了,最后结出一颗沉甸甸的果子来.

艾米莉对希刺克厉夫的塑造是成功的,这种突兀犀利的形象非常适合于舞台,因为容易出彩,叫人过目难忘.但真正独一无二的是凯瑟琳.
女作家描写女主角往往容易陷入到自我代入的局限中去.让人遗憾的不是她描写自己——而是她同情自己.自我怜悯使写作变得狭隘无力,甚至品格低下,这是种女性化缺陷,却不仅仅是女人的弱点.凯瑟林让人毫不怀疑她就是艾米莉本人,这样说还不准确——与其说艾米莉创造了这一角色,不如说凯瑟林就是绝望本身,是抗争之道,是作者个人灵魂的汇聚和提纯.凯瑟林的独一无二来源于艾米莉的独一无二,这不仅仅指作者个人的气质和风格.陀斯妥耶夫斯基既写“白痴”,也写深为信仰所苦的年轻大学生,既写心志极度软弱的人,也写天性近乎完美的人——每个人都像他,每个人都是他的一部分,这各种各样的形象是他灵里的争战,是他始终朝着同一个目的地跑,但却因为茫然、疑惑和自我斗争而不停地变换路线.托尔斯泰评价老陀说“病人写不出健康的作品”,这是准确的.可艾米莉心里只有凯瑟林一个人.一辈子走在一条道上,不左顾右盼,不游移,不停顿,不回头——从上路之初就开始发足狂奔,直到终点.我相信即使她不早逝,她也写不出更好的作品、塑造不出比凯瑟林更有力的角色.因为那是她的心魂所系.正如凯瑟林在呼啸山庄里一生只专注于一件事——艾米莉在写作中也仅为一样东西.像那种高贵、坚毅而孤僻的人心里容不下太多,于是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唯一的形象中去.

《呼啸》依然是极其女性化的,在这里,女性化展现出最美好的面貌.男性化写作或多或少是思维先行,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清晰地展现事物的框架和脉络,可却不得不以伤害血肉为代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让人信服的,因为若能掌握观察和描刻的方法——人就能获得比较完整的知识图景.可有些东西是超出这图景之外的.它藏在肋骨深处,非敏感纤细的神经不能触及.人了解这一类现象说不上有什么用处,因为它给不出关于人生疑惑的答案——甚至并不同任何疑问相对应.可它确实存在.对某些作家来说,这个理由就已经足够了.

于是,我们说不清艾米莉为什么要写像凯瑟林这样一个人物——希刺克厉夫还好懂一点,证据是评论家们能得到更多的理由对他进行“归纳”,如社会不公、世界复杂、人世不善所造成的个人困苦等等.可凯瑟林完全不能被归纳疏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她会是这个样子,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她仅仅是被呈现出来,那么的血肉丰满,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存在的理由——使人不能闭目不看.艾米莉写的不是什么确定的、已经存在并且深信不疑的事物；也不是出于不信、游移,因过于轻逸而随便把玩词句——她仅仅是写,赤裸裸地写,关键在于赤裸.她是如此冷酷地压制住自己,写的时候几乎做到了完全不为所动——“不讥笑,不哭泣”——甚至也不去试图“理解”（斯宾诺莎：“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仇恨,而要理解.”）,但却发出了那样深沉可怕的叫喊——“但愿我重新是个女孩子,野蛮、顽强、自由,任何伤害只会使我大笑,不会压得我发疯!”

“但愿我重新是个女孩子”——“但愿”是一个关键词,“重新”是一个,“女孩”是一个.“女孩”意味着生命的充沛,意味着“野蛮、顽强、自由”,意味着高贵/尊严,力量/自我主宰；“但愿”指明了坠落和抗争的痛苦、不甘和不服；“重新”则是个饱含绝望的词.于是,这整一句话就揭示了一种无可置疑的抗争的命运.她不讥笑,是因为对生命严肃以待；不哭泣是出于高傲和尊严；不仇恨是因为强大的生命力——她几乎不曾试图去“理解”,因为就汹涌运动的生命而言,去生活,去爱,去创造或毁灭都源于极大的力量,而去“理解”意味着某种妥协和让步（不一定是软弱）,在“理解”中存在着顺服的可能,包含了信仰的契机（当然也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可这个人是那么的严肃高傲,以至除了自己外不能也不愿意顺从任何人.她可以使一切听命于她,但唯一不能使之顺服的只有自己.她怀着无暇的品性,到头来却因为高傲而从天堂坠落到地底深处,并且至死不悔.

因此,简·爱因能在信仰中完全交托而获得幸福（而非与罗切斯特的美满结局）；凯瑟林则将整个生命用以抗争,因着抗争的纯粹、深度和义无反顾,她的形象是那么的光辉灿烂（在女性作品中极为少见）,而因为绝望和最后的毁灭（所有悲剧英雄的结局）,她显得极其不幸（而不是爱情的不幸）.这种不幸是人类严峻深重的悲剧主题之一——如果还算不上是最严峻的话.因此,艾米莉·勃朗特仅凭一部书、一个角色就得以跻身于伟大作家的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