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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得成就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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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日益成为当代世界事务的重大参与者、建设者和负责任者,国际关系发生的重大进步多少来自新中国的贡献,国际环境的变迁同样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在外交领域,中国正在出现静悄悄的转型与革命,其内容和演进的方向与全球进步的潮流是一致的,即: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更加慎重,越来越看重全球市场和贸易等提升国力的经济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与国内大力强调民生的态势相一致,越来越注意对中国公民海外权益的保护;强调“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的重要性,重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协调过程,越来越积极地介入各种国际组织和法律的制订和执行过程;在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必要性的同时,自身也更加注重外交学习与制度创新,越来越认真地在国内推进外交决策民主化.虽然这些动向尚处于“进行时态”,但也说明了中国外交转型无疑已进入新的长征征程.
　　首先能够见到的一点是,最近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对国际安全环境有了越来越积极乐观的认知.
　　其次,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以来,中国更加乐意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其作为国际成员的意识得到明显增强.不难察觉,通过最近几十年的栽培和熏陶,在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中,以及在中国公众和舆论那里,“国际社会”观念正在逐渐形成和获得重视,拥有了更大的合法性和道义权威.总之,从中国主要领导人在外的主要政策性演讲以及国内媒体和公众关于这些政策方针的理解评判等等方面观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见到当代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国际责任意识.
　　第三,现在的外交领导人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方针,社会和公民个人日益成为国家外事服务的中心目标.外交部近年来在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外交部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有了公众外交的意识,在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意识也在深入人心.
　　社会的参与逐渐增多,外交决策过程朝着民主化、科学化的方向推进.从建国初期的军人大到现在的职业外交家,从捍卫新中国的主权尊严到保障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同主轴,从神情严肃、给人以许多神秘感的活动方式到更加开放自信、国事安排与公众外交并重——在不同代际中国外交人的身上,可以感受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经济发展也最神速的这个大国,从革命时期向和平时期、从“英雄年代”向“平民年代”、从“苏联模式”向“国际接轨”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大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不知不觉实现的.近几年在新一代领导人的引导下,更朝着精致有气质、高级和负责、独立又开通的外交大国方向过渡,展示着静悄悄却富成效的中国外交革命历史画卷.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外交也不例外.首先“和谐世界”的问题.因为这一范畴下的具体政策内容尚不明确,更因为现实世界强权政治的逻辑仍然在残酷地左右大众媒体和国家政府当下实际的考虑和追求,因而“和谐世界”很容易被看成是乌托邦之类的东西.所以,真正要落实和推动“和谐世界”倡议,第一位的要素还是取决于中国人怎么去做.在国外某些变形的画面里,中国人不仅没有帮助改善某些地区的贫困和冲突局面,反而是在助长、加剧已有的矛盾.
　　必须承认,中国的外交政策制订过程对于外部世界的敏感度,虽然较历史上和前一时期有大的增强,相对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世界的大国来说仍然不算太高.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心知肚明,尤其在面对外界的质疑和信息传播时要有区分、有理性,恰如其分地应对,真正既不自卑也不亢奋.真正强大的中国,应当是一个不受侵犯、享有尊严、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国,同时是一个敏锐注视世界需要、正视自身问题、富有仁慈感、长于解释和舒缓矛盾的大国.
　　从大的利害关系着眼,围绕边界纠纷和主权问题与一些邻国的摩擦不断、谈判艰难,证明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严峻和复杂.不可忘记,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接壤邻国和非接壤的邻国总数近三十个,其中有近一半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同我国围绕领土、边界、海域和大陆架等问题出现过和还将继续出现纠纷,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麻烦甚至冲突,危及中国自身的建设和周边地区的稳定.鉴于主权问题不光存在于中日之间,同时也涉及我与东北亚其他国家(韩国、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和南亚个别国家(印度、不丹),外交部门很难有单一的方案和简单的模式应对之,因此,特别有必要尽早使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落实到具体领域和问题上.处理好这一大的挑战,能够使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在新时期获得新的动力并跨上更高一个台阶.类似分析亦适用于台湾问题:虽然台湾事务不属外交部职责范围,但它的特殊性质早已超越了中国版图内处置纯粹内政事务的范畴,牵涉到国家对外军事、安全、外交、商务和国际组织等等涉外领域,牵涉到我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和政策协调等.
　　总体上,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方针是正确的和有效的,过去几十年取得了巨大成效.然而,我外交政策中对于超级大国美国制造的各种涉我麻烦的应对策略,以及对于美国主宰的现行国际体系的分析与解释,迄今为止还不太理想.中国公众以及外交、商务部门以外的一些机构和人士那里,存在着似乎不少的批评意见.从实际操作层面观测,我方主动出牌的成分偏少,而接招应付的时候较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中长期战略规划的缺失.好的总体外交不光包含了政府外交、军事外交、民间外交、经济外交、非政府机构外交、公众外交、地方外交、外交培训等不同组成部分,更有着沟通、协调、统筹它们的机制和观念.与美国方面相比,我方可以借鉴和改进的地方很多.中美两国不仅在硬实力上有很大差距,软实力方面(包括“总体外交体制”的成熟、丰富和有弹性)距离可能更值得重视.面对美国超群的实力、有时蛮横单边有时善用多边的对外政策、它在全球范围的制度性结构性霸权以及它的国内体制的多元性多面性(包括政界、军界、学界、商界之间复杂的“旋转门”机制),再看看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及其相对单纯和单薄的外交体制,经常给人以力不能逮、缺乏“用复杂对复杂”之手段的感受.
　　此外,现有外交资源的有限与层出不穷的涉外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体制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当然,最重要的,莫过于让出国的中国公民具备进退有度的风险意识、充分的事先考察或投资准备、良好的维权意识和守法态度,这方面,外交、商务、旅游、教育等等部门责任重大,可做的事情很多.如果人们都认识到外交资源的有限与各种需求的无限之间不可避免、日益扩大的矛盾,体制改进的努力会更有针对性和成效.
　　拥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正在和平发展,中国外交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转型.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是当代人类进步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人们有理由期待它继续向前推进.